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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的网民态度及其对使用的影响:实证分析

归档日期:06-06       文本归类:语用分析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网络流行语能够反映网络语境及文化对于当代青年的影响。本文对上海地区13所高校大学生进行的1300份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对网络流行语的接受态度有很大差别,对流行语的创新性和交流便利较为认可。资深网民有着更高水平的日常网络流行语使用,网络流行语评价态度对个体使用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当代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网民阶层”,网络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平台生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传播语境。网络流行语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语言方式,并且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2011新年伊始,“给力”一词在中央电视台闪亮登场,从春晚舞台到央视新闻,成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新词汇。网络流行语不仅从属于网络,而是以“风潮”的态势辐射到传统媒体。网络流行语的使用人群从90后延伸至所有人,它的意义已经不是最初的自娱自乐,而是产生了丰富的社会价值[ ]。对应于风起云涌的网络流行语,极有必要从网络基础受众层面进行深入广泛的调研,以便从文化高度认识网络流行语的效果。

  我国对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是现象驱动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对流行语的解释是“时兴流行,反复使用,特别和政治或其他组织有关的词语”。英国流行语研究专家、英国词典学家E?帕特利奇认为 “流行语是一种时兴流行,公众喜闻乐见的俗语。”网络流行语,是由网民创造并传播,首先在网络交流中使用的一种媒体语言。它广泛地出现在聊天IM、网络社交SNS等各种互联网应用场合,代表了一定的互联网文化,并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网络语言来源广泛,多取材于方言俗语、各门外语、缩略语、谐音、误植、甚至以符号合并以达至象形效果等等,具有高度跨界的混合性。通常使用注音文、拼音首字母及其他符号(如“火星文”)。一部分流行语是由网民自创的。另一些流行语并非网民原创,而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其所指称的事件在真实世界中的时效性、影响力而流行起来:二是线下生活中的普通用语经网民刻意地加工渲染及传播而形成的。这种加工过程也体现了网民传播“从众的创新”特征[ ]。

  对于网络流行语的研究主要分为现象分析及理论诠释,而网络规范问题成为对策类研究的甄别标志。由于网络是一个公共信息传播媒介,因而网络流行语是全民词语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生长。田宇贺认为全民语言在网络传播中的发展创新催生了网络流行语[ ]。目前国内对于网络流行语使用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网络词语的分类、发展前景、产生原因、规范化建议等。

  程士安在京、穗、沪等地针对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和消费观进行了系列调查,发现网络媒体不仅对传统媒体、传统的传播方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构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传播类型,而且深深影响着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从“信息的共同性与文化的共同体经验”和“虚拟失控与现实社会的共存及社会文化地位”等方面检视网络媒体出现之后的价值观变化[ ]。

  从受众角度对于网络流行语的调查研究仍不多见,魏彤儒发表了2007年河北高校大学生群体流行语调研报告,分析了青年群体社会文化心态[ ]。孙云梅也对华中科技大学生校园流行语使用状况调查,涉及样本数百份[ ]。较为常见的是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和艾瑞网等专业机构进行的行业调查。高校学术导向的网络流行语调查需要在样本数量和覆盖面上进行扩展,也需要从网络流行语问题聚焦到当代青年文化认识。

  网络流行语的媒介使用水平是有差异的。什么样的受众会拥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网络流行语偏好?线上认知网络流行语后的形成态度是否会影响到线下使用?下面的论证和假设将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

  网民群体在互联网上的长期使用行为符合传播学AIDA模式(关注、兴趣、行动、评价),其长期处于网络环境中,资深网络用户体现出更高的媒介依赖,这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 ]。根据CNNIC第29次调查结果,学生群体占网民总数的30%,大学生组成其很大部分。高校大学生青年处于旺盛的学习阶段,又面临着走向社会的预备阶段。当一种行为习惯被个体沿袭和固化下来,形成新的网络“传统”和“习俗”,网络流行语的文化效应可能浸润大学生受众的思维和价值,而由这个群体所组成的当代青年,会将这种文化传承到整个社会。网络流行语出现并流行语网络上,与网络使用者资深程度有关[ ]。是否熟悉使用网络就在潜移默化中参与到网络流行语的“流行”环境,并且受到了文化上的感染,因而对于网络流行语的认可度较高,评价较为正面,最终更有可能将网络流行语带入生活,在社会中形成人际间发布和评论过程。

  假设1:资深网络使用者对于网络流行语更易接受,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拥有更高水平的使用率。

  通常意义上,衡量一个上网者是否是资深网民,一般会用三个度量。第一个度量是该网民最早接触上网的时间。最早接触上网意味着受众在形成网络熟识上具有同龄人中的先发优势,分小学(含更早)、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赋值。第二个度量是日均上网时长。日均上网时长表现了大学生的网络媒介依赖,分为5个不等距时长测量(考虑受访者能够且意愿填写的限度)。第三个度量是网民使用具体网站的数量。将主要网站按类型进行区分,分为微博类、社区类、论坛类、博客类和点评类,按照受访者勾选项目进行赋值,以此描述网民使用网站类型的多寡。此外,补充一个熟悉网络流行语程度的度量。按照词语出现频率的低、中、高,选取三类词语集,代表网络流行语难度,以受访者所选项就高原则赋值。

  网络流行语作为客观现象存在和发展着,并且由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和网民自发创造和评论的热情,无时无刻不在涌现着新的网络流行语。高校大学生是被网络流行语裹挟而行,还是主动参与?这涉及到受众是否意愿将网络流行语从“线上”网络使用延伸到“线下”社会使用的关键[ ]。对于当代互联网研究的重要命题——网络文化对现实社会文化的影响,本文以高校大学生样本,从网络流行语角度进行管窥。

  假设2:评价态度。对网络流行语评价态度倾向肯定的网民,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更高水平的网络流行语使用率。

  评价态度本身采用了中性的语义,并且将这种中立性带到测量中严格贯彻,先建立了三个度量。首先,接受态度的度量。以无所谓的中立态度为中心,5点测量从“排斥”到“偏好”的态度分布。其次,是否具有创新性的度量,以“毫无创新”到“有很大创新”的语义值域,进行5点测量。还有意义度量,当问及对于一些来源于社会事件或现象的网络流行语的看法时,受访者都能给出明确的态度倾向(负面、中性、正面),本文对答案赋值时,“无意义(炒作与无聊)”定为1,“无所谓(与我无关)”定为2,“有意义(关注与责任)”定为3。

  此外,还有一个度量为交流便利。交流便利是网络流行语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重要功能(曹宣明,2011)。这种扎根于键盘屏幕工具表征的文化功能,是否在现实社会口语及文本语言环境中同样适用,需要进行测量。设置虚拟变量,“不认同”为0,“认同”为1。

  在评估高校大学生网络流行语使用的模型中,也需要考虑一些控制变量的作用。高校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背景情况可能对网络流行语认知及使用形成干扰,年龄和生活费收入是两个控制变量。年龄无疑是连续变量;生活费收入从500元/月以下到2000元/月以上分为5个测量阶段赋值。社会经验也可以作为一个控制变量,以高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创业)的介入度进行5点测量赋值。

  此次研究的因变量是网络流行语使用。由于缺乏技术手段测量用户实际使用网络流行语的情况,采用受访者回答问题评估日常生活中使用网络流行语。以语义值域“从不使用”到“经常使用”实现等分间隔,进行5点测量。虽然记录的是高校大学生“自我认知”的使用频率,但是隐含了其认知网络流行语来源于网络的前提假设(排除了受访者可能通过人际沟通了解网络流行语并日常使用),也隐含了高校大学生对自己使用网络流行语的意愿。

  本调研采取的调查方法是结构化的数据收集,以正式书面的调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对象被直接告知调查项目的目的。实际调查方法为在2011年5月25日至6月15日对上海市13所知名高校派出调查员进行街头拦截,主要拦访地点为校园食堂或教学楼。每所高校固定抽满100份问卷后结束。整个调查过程中,调研人员仅就个别受访者的疑问进行识别辅助,并检查问卷回答的完整性,现场剔除不合格问卷,从而保障问卷调查的效率和有效性。

  通过问卷检查和数据编辑,发现11份缺失一、两个数据的问卷,以均值替代法处理,共计形成1300份数据完整的问卷。进而采用SPSS15.0进统计分析。

  简述调查样本总体情况如下,受访者女性略多,占54.4%;专业分布上,理19.5%、工(农医)37.8%、商18.2%、社科(人文)24.5%;每月生活费800元以下占36.7%,

  800-1200元为44.2%;有21.5%的受访者从未有过实习经历,而经常及一直从事的人数占比12.2%。

  回归分析中的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略)。简言之,1300位高校大学生的平均的使用频率为2.74,而标准差为1.03。其中,最早接触上网时间多为高中(2.93),使用社交网站种类均值达到2.11,每天上网时长的均值为3.21,对网络流行语熟悉程度均值为中等,但方差较大(标准差=0.72)。对网络流行语的接受态度均值为3.01(标准差=0.93),61%的受访者认为网络流行语使交流便利,对网络流行语创新性的均值为3.22,认可网络流行语意义的均值为2.28。受访高校大学生年龄均值为20.59(标准差仅为1.20),社会经验均值为2.31,大学生略显实践经验不足,且方差较大(标准差为1.02),生活费均值为2.80。使用频率与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为统计显著,而年龄、生活费与其他大多数变量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

  假设1是关于资深网络用户特点对网络流行语使用的影响。由于网络流行语使用频率被测量界定为连续变量,模型I即使用OLS回归模型评估了四个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和回归系数。这些变量是:何时接触网络(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社交网站种类(1-5),每天上网时长(5点测量),以及熟悉流行语程度。

  从模型II起加入认知态度变量:包括接受态度(5点测量)、创新性(5点测量)、意义变量(3点测量),为了探索交流便利作为认知态度一个因子的影响,在模型III中加入交流便利虚拟变量。最后,为了确定和评估资深网络用户及认知态度对于网络流行语使用因变量的影响,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以便测定自变量对于使用因变量的净效应。

  如使用频率的OLS回归分析的系数表所示,模型I显示资深网民变量均与使用频率正相关,均呈统计显著。上网时长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228;熟悉流行语程度变量,非标准化系数为0.264,其对使用频率的正相关性高于最早接触和社交网站种类。

  模型II加入评价态度变量,仍然显示出资深网民变量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深网民和评价态度都对网络流行语使用有着独立和直接的影响。这为两项理论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模型已解释方差R?大幅上升到0.34,说明具有更好的整体拟合效果。接受态度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21,统计显著。创新评价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329,统计显著。随着用户对网络流行语创新评价每提高一个层次,他/她的流行语使用就会增长0.329。意义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也达到0.21,统计显著。评价态度变量对于流行语使用的正相关贡献高于资深网民变量。

  表1 从使用频率的OLS回归分析中估计的系数,P0.10,单边检验;

  模型III加入交流便利变量,其操作性定义本身与使用变量有密切关系。非标准系数为0.709,由于其本身为虚拟变量,是否认同网络流行语带来交流便利,会导致流行语使用层级变化0.709。

  因篇幅限制,本文略去了加入控制变量后的OLS模型,年龄、社会经验和生活费在回归中与使用频率均不构成统计显著(P0.05),且不影响模型III系数。说明本文研究的控制变量均不构成对主要假设检验过程的影响。

  本文依循传播学“媒介—态度—使用”的理论模型,分析网络流行语传播过程的途径,在调查可及的范围内,可以建立新的传播模型。研究发现,上海高校大学生熟练运用网络媒体使用行为,并初步建立起个人对于网络流行语的评价态度,参与营造了将网络流行语向现实社会转移使用的文化形成过程。当大学生较早就形成了上网习惯,每天都有较高时长的网络媒体依赖,熟练地访问多种社交网络媒体,作为资深网络使用者就会提升网络流行语的熟悉、认知、评价和使用。而网络流行语评价态度从一般看法、创新评价、意义到交流便利的提升,都将导致网络流行语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层次地提高。简而言之,大学生的网络媒体使用习惯、网络流行语评价态度对于其日常使用有重要推动。

  这个结论使我们对于大学生所受网络文化影响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在解释青年价值观和文化时都在强调教育(学校)和社会(环境)因素[ ]。而由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微博、社区和论坛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当代高校大学生的主要网络生活空间。新闻、娱乐、社会、教育等资讯都来源于网络,大学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交流互动,因而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网络文化就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这意味着,如果国家和高校希望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上取得进步,就必须投入精力将德政方针及优秀传统转化为网民认可的流行语,并且大力整治社会丑恶现象,从源头上控制意见型流行语,还需要对庸俗化(娱乐之死)的部分流行语进行社会土壤的改造。提升大学生求知和审美的水平,提升大学生热爱祖国、勇于担当和服务社会的责任。

  高校大学生作为一般社会群体,对于网络流行语的现实社会使用,与对于网络流行语文化层面的认可,应是高度相关的。这种文化认同可以体现在大学生对于使用流行语的网络“自己人”的崇拜上,对于网络流行语创新能力的评价上,对于网络流行语社会意义的价值判断上。高校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存在可能引领未来社会的文化以及商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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