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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冉永平杨娜:新闻访谈话语中立场表述的语用分析

归档日期:06-06       文本归类:语用分析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危机语境下媒体话语的语用研究”(项目编号:15BYY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以立场表述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探讨新闻访谈话语中立场确立的主要语言形式,总结该语境下立场协商的交际特征。此外,我们还借助人际语用理论,重点分析交际者在新闻访谈语境下表述立场时所引发的“和谐管理”,旨在揭示新闻立场背后“合作”交往关系的人际语用理据,为媒体话语中立场表述言语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立场表述(stance-taking)是指主体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针对某一对象发表个人态度、价值或情感时所引发的言语交际互动(Du Bois 2007:163)。新闻访谈属于时评性访谈话语,它的主题专注性强,指示性明确,因此该语境下的立场表述与一般日常立场表述在话语主体指示性的程度上不同,所引发的人际交往特征也不同(Ochs 1992;Clayman & Heritage 2004;Bucholtz & Hall 2005;Johnstone 2007)。然而,大多数语用学者主要从立场标记语、语言的信息功能或访谈参与者的身份主体性出发来讨论立场确立的交际过程,较少学者关注立场表述的主体间性及其引发的人际交往关系。比如Ochs(1992)虽然从语用功能出发,将新闻立场区分为“事实性立场”(evidential stances)、“人际性立场”(interpersonal stances)和“社会行为性立场”(stances of social actions),但他并没有对立场所产生的言后取效行为及相应的人际交往方式做进一步细致地分析和解释。Charles(2004)分析了具体政治新闻语境中立场表述的话语标记(如“I think”、“suggest”等),但她却只停留在立场表述的信息传递上,忽视了立场的社交语用功能。社会语言学家Johnston(2007)将日常会话中的立场表述来源归属为交际者的身份主体性,她认为身份是一切立场确立的前提和基础,但她却忽略了真实机构场景中人们的言说方式与身份不符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以及产生这系列变化的交际动因。

  针对上述立场研究的局限性,Du Bois(2007)等人提出了“立场三角论”(the stance triangle)。他认为立场的表述是通过参与者之间的主体互动来完成,交际中任何一方的立场确立都依赖于另一方的立场态度及所采用的语言方式。这种动态的立场交际语用观打破了常规元话语标记研究范式,语用学者开始关注参与者在立场表述的交际过程中所表现的牵制性关系,即主体间性(Wu 2004;Haddington 2004;Haarman 2009;董燕2014)。我们正是在这一研究基础之上,从立场确立与协商的语言形式出发,结合新闻访谈参与者身份的主体间性特征,来分析立场表述的言语交际过程及人际语用理据。

  从社交语用视角出发,我们认为立场表述与人际交往互动关系相关,立场具有主体间性(Karkkainen 2003;Berman 2005;Du Bois 2007)。任何立场的确立与协商都不是依靠交际者个人的自我陈述完成,而是建立在与对方沟通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立场表述的交际过程是一种选择性“对话互动”(dialogic activity)(Du Bois 2007)。Schiffrin(1990)认为立场中的主体间性就建立在交际者对话轮和主题选择等的协商之中。据此,我们将立场的主体间性定位在语言表现上的主体间性,它包括参与者对交际中话轮结构的转换、话语序列的变化、交际者角色的调整、语法结构及修辞方式等方面的互动性选择(Englebretson 2007:19)。参与者根据彼此的社会交往关系和交际意图等来制定或调整相应立场及其语言形式,立场的主体间性依托语言指示性标记来加以表现。Rosenbaun et.al(201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媒体环境下的参与者交际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交际者可以利用语用策略的调整来改变或影响既有的人际交往关系。

  立场表述存在于这种互动性的交往关系中,交际一方的需求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另一方的应对;同时,交际中的任何一方所建构和表述的立场又都是基于前一轮话语互动中自身所潜在或明示的立场。一方面,交际中的一方以另一方为中心,交际者根据对方需求来决定自己在立场表达中所选择的语言形式与策略。Scheibman(2007)的研究已表明了新闻交际互动中的听众需求与动词时态、人称指示语等语言选择之间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交际者会以上一轮会话中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对旧信息进行框架性的重复或重构,从而表达自己的价值或态度。这种基于互文语境而采取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形成影响立场表述的反作用力,对下一轮发话人的提问或新话轮的展开起到了预设性的引导作用。交际者们通过来回互动建立起互为影响的人际交往关系。

  鉴于此,我们认为新闻访谈中的立场不再是说话人或听话人单方面在新闻机构中的个人事实、价值或情感表述,而是发生在所有的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活动(Haddington 2007:203)。Haddington(2004),Haarman(2009)等人针对新闻访谈中立场表述的主体间性,对立场的提出方式及其相关言语交际形式、特征做出了分析与探讨。他们的研究发现均表明:新闻立场不仅具有语言指示性、可变性,能被新闻语境下的交际者识别并加以修改,而且还具备人际交往互动特征。例如,新闻机构语境下的参与者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述自己立场,同时也利用立场的转换和语言的配合来及时调整媒体和受众的关系(Scheibman 2007:111)。由此可见,立场的语言表述不是单纯服务于交际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它还服务于交际场景中人际交往的特殊目的(冉永平2010、2012;龚双萍2014;冉永平、刘平2015)。

  新闻访谈话语是一种主题关注度极强的双方或多方会话。新闻访谈中的交际者既要充分表达个人的看法、意见和态度等,又要很好地与交际对象(访谈者、被访者、在场或不在场的观 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由新闻访谈语境自身的机构制约条件所决定,因此访谈者需根据新闻访谈节目既定的新闻主题、被访者身份和大众的兴趣来合理地安排各项议题、有效地设计提问方式,并不断引导被访者做出期待性的应答(Clayman & Heritage 2004)。据此,我们将从新闻立场确立和协商这两个层面来展开讨论,分析交际者是如何借助自己所处的新闻立场来规约其语言表达形式,并调节访谈者—被访谈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这里,立场确立(position)不是某一具体论断或陈述句,而是指主体为了承担表明立场和引发某种社会文化价值的讨论而实施的言语行为(Du Bois 2007:143)。这种立场确立的语言表现在访谈中首先表现为提问方式的设计,即访谈者通过对不同提问方式的设计来制造出被访者应答的障碍(Haddington 2007:283)。根据Clayman & Heritage(2004:127),访谈者的提问都建立在预设的基础之上,真实提问往往通过前述提问(prefaced questions)来引出。访谈者运用特殊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手段,将预设性的信息框架化,并利用一系列立场话语标记引导被访者做出指令性回应。从经验认识出发,立场确立中的提问通过事实(evidentiality)、评价(assessment)和情感(affect)三种预设来完成(Englebretson 2007:89)。事实性预设是交际双方在沟通过程中的共知信息来源(Englebretson 2007:89)。它主要有三种方式:被访者自己承认或宣传的事实、访谈者通过权威机构所获取的数据或结论、第三方公众平台(如:微信或微博等新媒体以及其他报刊、电视广播等)。Clayman & Heritage(2004)认为这种语言形式的选择是为了保持立场“中立”。在敏感性话题或容易引起纠纷类话题的探讨中,这一表现尤为明显。例(1)中,访谈者首轮发问时分别运用了权威性数据(“15次”、“12次”)、第三方传言或谣言(“有人说”)预设事实背景(“您最全能”)。为避免引发自己与听话人的冲突(现场观众和其他被访对象),访谈者在质疑(提问2)前又蓄意设定了提问1,并在后文中采用了下定义和名词限定的方式(“我的理解是”),重新修正、补充了自己的提问,将“全能”的主题范围限定在“现场谈过的线)(《对线年的专场访谈中关于“全能”的探讨。)

  ……尤其经验管理的问题…有接班人的问题……有海外并购的问题……甚至还有种柳、桃的问题。

  评价性预设是指交际的关联度,包括说话人在立场表述中所作出的程度性评价(degrees of value)(Englebretson 2007:89)。新闻访谈提问与一般日常提问稍有不同,访谈者很少采取直接提问的方式,他们通常采用间接提问来进行评价性预设。比如上例(1)的提问1中,访谈者隐含性地表达了个人对被访者的价值判断(“全能”),但在表明个人立场、要求对方作答时他使用“我不知道您……”替代了“您认为您全能吗?”。根据冉永平(2010)的研究,直接发问或反问内含否定性评价,容易引起对方的不满、误解等冲突。在这一段话轮中,访谈者不选择直接提问,而选择否定性主句(“我不知道您……?”)来进行修饰,转移了威胁对方面子的可能,有效引导对方针对受众潜在的疑问或困惑做出应答。

  情感性预设是指说话者在所表达小句的前提条件上所表现的精神或情感倾向(Englebretson 2007:89)。结合语料,我们发现汉语主持人经常使用重复和反问句来替代表达自我否定性情感的小句(如“我担心”、“恐怕”)。这与冉永平、方晓国(2008)、冉永平(2010)的研究也相吻合。他们认为汉语中人们经常使用反问句来预设个人情感态度,间接表达自己与交际对方相反的意见、态度或观点,内含否定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访谈中暂时的负面情感态度并不完全说明交际者的永久性否定立场。任何立场的确立都只是建立在前述立场的基础之上,它服务于后续立场的提出(Du Bois 2007)。例如:

  例(2)中,主持人对被访者一共提问9次,其中3次是基于已知事实的蓄意反问。结合上下文,我们发现专家表明反对年轻人炒股的立场之后,访谈者立刻选择了某大学生作为被访对象,并借以反问和连续提问的形式来质疑或挑战大学生的观点。这些反问句都充分表明了访谈者在讨论中所持的情感立场导向,访谈过程中访谈者的打断、笑声等也都辅助性说明了他的这一负面情感倾向。但这并不能说明在交际的全部过程中,该访谈者一直持续不变地保持否定性立场,我们只能证明这些负面情感立场都是建立在“专家”的前述立场基础之上,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针对这一否定立场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当然,预设性的提问还可以被应答者巧妙地转换,比如应答者借助回避等语用策略拒绝回答,进而从话轮上获取话题转换的主导权。但本研究只以访谈者的立场表述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暂不讨论被访者在应答语中转换立场的语言方式。

  上述语料分析表明新闻访谈中的参与者通常采用事实、评价或情感预设的方式来设计提问方式,这种预设大多都基于交际过程中的参与者利益而展开。Robinson & Sheehan(1983)认为预设性问题等语言形式的选择都是为了帮助访谈者逃脱可能存在的质疑或责难,从而便于访谈者在表面上以更合理的方式对被访者进行约束。因此,我们认为访谈者的预设性提问不是说话人一方的主观性单向提问,而是为了“满足听众需求”(Clayman & Heritage 2004:186-187)所作出的选择。

  访谈过程中,参与者的立场表述也并不总是相同的,访谈者有时为了持续有效地维护访谈秩序不得不蓄意性制造某些虚假“冲突”或“争端”,形成矛盾,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受众(包括一切持支持、中立和反对态度的群体)参与到交际中。这就要求访谈者不得不考虑所有潜在受众的反映,不断根据现实语境来适时调整自己所处的立场,以赢取最大范围内的“协商”(Du Bois 2007)。这里,“协商”并不单指表示与他人观点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论断或陈述性言语,而是指交际者为了引起彼此的共鸣(resonance)而实施的言语活动(Oropeza-Escobar 2011:76),它主要用于提出质疑或否定性立场。Du Bois(2007)、Karkkainen(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均显示,新闻访谈中交际者的立场表述也表现为一种“以共同立场为取向”的话语交际结果,交际者之间存在互为协商的过程,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共同的立场。此处的共同性只限定在受众的普遍支持上,不代表全体参与者的立场统一性。

  Oropeza-Escobar(2011)认为这种共鸣效果可以通过两种语言方式来获取。首先,访谈者采取前正后反原则将积极性评价置前(如“真好”、“不错”、“大部分人都认为”等)、提问在后,协商立场中潜在的交际冲突。例(3)中,访谈者在访谈的一开始就通过寒暄的方式建立起积极的和谐关系(“中文说得真好”)。事实上,这与被访者实际的中文水平形成了矛盾(后续访谈中该被访者均采用英文应答)。访谈者在明知对方不会讲中文的前提下,还采取这种正面直接赞扬的语言方式,其真实意图显然不在于扩大矛盾或增加冲突。结合后续提问,我们才发现这种虚假性矛盾话语的目的在于引导被访者的合作意向,并利用动词“分享”再一次构建理想中的合作关系,使其对“伦敦防治雾霾”进行合理化解释。

  人们只是看到我们将可见的那部分污染解决了,但事实上不可见的污染仍旧存在—

  其次,共鸣效果的获取也可以通过隐喻、重复、回指等隐性方式来实现,访谈者以唤醒被访者潜意识中所共有的认知图示来获取被访者的支持。例如:

  例(4)中,访谈者利用反问句形式提出线,表面上虽形成立场的冲突与对立,但事实上访谈者是在迎合部分否定性群体(如:京东或苏宁等其他网商)的支持。一方面,访谈者借助前述提问1(“您是不是最喜欢这个数字啊?”)和比喻修辞(“老马家”),对被访人进行预设,通过构建家庭关系图示(“东东”、“宁宁”和“老马”)建立被访者和采访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另一方面,访谈者又以第一人称指示语“我”指代“东东”、“宁宁”的立场,拉拢自己与潜在受众的协同关系。

  由此可见,新闻访谈中访谈者所表现的立场对立或冲突性意见,有时并不是真正地冒犯、惹怒或诋毁被访者。冉永平(2010,2012)认为这种冲突性话语并不引起交际另一方愤怒或不满,属于虚假性冲突。在本节的举例中,访谈者在质疑或否定之前,大多都采取了反问、隐喻、幽默或模糊限制语等来修饰相反意见。新闻访谈者虽在立场协商中蓄意性地制造出话语“冲突”,但目的只是引导被访者针对某些分歧性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解释。

  为了探讨社交场景中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去塑造和建立人际关系,Spencer-Oatey(2008)、Locher & Graham(2010)等人提出了人际语用学的理论(interpersonal pragmatics),将人际交往的关系管理过程作为人际语用学的研究对象。Spencer-Oatey(2008)提出的人际和谐管理模式(rapport management)提出了更宏观的人际关系管理框架。她认为语言可以用来维护、增强、否定或威胁人际交往关系,交际者同时承担管理面子和管理社交权的责任。一方面,交际者基于个人的价值或交际权来表现和维护自己的个体面子(quality face)、公平交际权(equity rights);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鉴于一定社会或交际团体的共同利益来修饰、调整适合的“社会身份面子”(identity face)和“社交关系权”(association rights)。新闻立场的确立与协商中也存在和谐共建(alignment)的交往模式(Du Bois 2007:163)。在和谐管理中,人们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或策略来调节人际交往关系。据此,我们探讨新闻访谈语境下立场表述的社交语用功能,即交际者在语言表达中如何选择立场表述的“趋同”与“趋异”策略来管理访谈者—被访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访谈者根据自己的立场站位和受众需求来选择暂时性的语用“趋同”或“趋异”。

  上节中,我们提出访谈者会借助提问故意“为难”被访者,制造虚假性冲突,暂时拉大参与者之间的距离,表面上呈现“趋异”,但同时他们又会以弱化的语言方式来修缮可能带来的人际威胁,缩小与目标受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就访谈所表现的整体人际关系而言,交际者的立场表述仍呈现出一种“和谐管理”。人们为了维持和谐的交往模式,会选择合适的语言方式来最小化潜在的负面效应(Spercer-Oatey 2008:30)。Haddington(2007)的研究也表明在新闻访谈中,访谈者并不总迎合被访者的身份或社会地位,他们有时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来蓄意引导或质疑被访者,并通过预设性的提问或反问来唤起他们所期待的应答,从而解除误解或分歧。上例(4)中,访谈者一方面借助隐喻“老马家”试图拉拢被访者,另一方面又以第三者(“宁宁”、“东东”)的身份对“老马”提出质疑,缩小了直接性提问可能对被访者所产生的人际威胁。

  Du Bois(2007)、Haddington(2007)等人认为这种“协同性”或“和谐”就是交际者在确立立场中选择相应语言形式的主要参考条件,它首先就表现在访谈者所选择的相关议题和对被访者提出的蓄意性提问中。看似“中立”和“客观”的提问方式和话题选择都不完全是由访谈者预先设定,说话人随着双方立场的转变以及对不同受众需求的迎合而不断调整。新闻访谈交际中立场表述“和谐”模式的语用语言表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访谈者借用不同的人称指示语,直接将自己与不同目标群体进行区分,迎合不同的受众心理需求,这是人际交往中趋同取向的典型表现。比如例(4)中对“老马”、“东东”、“宁宁”不同群体的指向,表明了访谈者试图拉拢一切受众的支持。第二、访谈者通过互文性话语,诉诸第三方,将自身发问可能产生的潜在威胁加以转移,从而保证被访者的正面形象。比如例(5)中,当访谈者选择提问“支付宝什么时候能上市”时,在人称指示词“支付宝”前面增添了定语“备受关注”,表示这一问题的来源不是访谈者,而是来自广大的受众。Clayman & Heritage(2004:187)认为这种普遍性或诉诸第三方立场的标记方式表现了新闻从业者对责任的规避,即回避因提问而带来的不必要误解或不满。被访者不直接就上市时间应答,通过否定立场“没讲过什么”推翻这一信息来源,实则也证明了这种和谐语言模式的语用有效。

  第三、访谈者通过重复、对比、反问、隐喻等修辞手段来预先唤起交际双方共同享有的价值、信念或道德意识,引导被访者承担予以应答的社会责任,并确立新的但又是目标期待视域下的立场。如例(6)中,访谈者多次重复“热”转移或修改语义,并使用暗喻“电影之火热”事先勾勒出大众的期待视域,从而引出自己预先设定的问题。这种“和谐”语用表现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帮助访谈者有意识地主动拉拢被访者,对其立场的表述进行干预。

  总之,新闻访谈中的参与者并不像人们在日常讨论中的立场那么单一或相对稳定,新闻访谈者的身份可以表现为多方立场,它们既可以是支持性的,也可以是反对性或中立立场。一方面,主持人在访谈开始阶段都会预先选择新闻背景框架,直接或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意见,迎合主流听众需求,形成“趋同”;另一方面,他也随时在访谈中蓄意地制造出虚假性“冲突”,实现“趋异”。从新闻访谈的机构语境出发,我们认为立场协商的目的在于勾起听众的兴趣或支持、保证访谈的顺利进行。建立和谐的访谈者—被访者或访谈者—受众人际交往关系,是访谈者选择表述立场的相关语言形式时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新闻访谈中新闻立场表述表现为新闻交际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人际交往互动,实现人际和谐关系是参与者选择与立场表述相适应的语言形式的前提条件。交际者既要为拉拢受众支持、建立和谐统一的人际交往关系而在言语上付出努力,同时又为说服对方、合理化地提出自我立场而不断调整语言形式。我们发现:1)新闻访谈中的立场表述不同于日常会话中的立场表述,它具有较强的变化性、适时性和主体间性;2)交际者根据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来合理化采取“趋同”或“趋异”的语言取效行为。总之,交际者在新闻访谈语境中,会有框架性地选择、操控自身和对方的立场,并采取相适应的语言形式。交际者自身所处的新闻机构语境制约着每一轮会话中立场的表述。我们发现并总结这一立场构建的过程和言语交际特征,目的不在于普适性的总结,而在于引起广大语用学者对其他语境下立场表述的言语交际过程的研究。至于文中我们发现的访谈话语的立场特征是否也适用于其他新闻报道类、新闻评论类和新闻纪录片类话语,这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结合语料,做出更为全面的验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语篇分析。‍‍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语篇分析、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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