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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民主的语用性行为

归档日期:07-16       文本归类:语用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五四”的意义和所引发的争论——“民主与科学、启蒙与革命、人权与国权、语言与文学……”至今仍是国内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

  我们试图从一些偏离“被规范的历史叙事”的角度,对“五四”以来的文化嬗变、思想革命、政治行动等做以回顾和反省。

  今天,我们想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魏简(Sebastian Veg)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文学对“民主”这一概念的探询和建构,也即,“虚构的民主化实践”。在魏简看来,虚构作品与民主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反映论,前者通过自身的语用性力量,与后者建立起了类比关系,构成了独立于社会领域其他实践的实践,“它们(虚构)并非各类社会话语的简单浓缩,而是通过自身的社会层面(只要它们被人们阅读)来影响世界的语用性行为。”

  第一位将文学现代性和民主进行类比,把它们视作两种平行的历史进程的是尤尔根·哈贝马斯。他指出,现代虚构置自身于任何“传统”之外,要求与之保持全方位的距离。他还强调了这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无政府主义“意图打破历史的连续,产生出一种美学意识的颠覆力量,它对抗传统的规范化行为,从对一切规范的反叛中汲取能量,同时把道德的善和实践的效用都化为中立”。他又提出,先锋派实现了美学和政治的融合:先锋派从扮演开创者角色的浪漫主义作家那里汲取了部分灵感,可他们的预言却仅限于一种纯粹的否定——他们没有提出一个政治原则来填补传统崩解后留下的空洞。而对这一空洞的问题再现便是这些被研究的作品之核心。同样,在政治史层面,这个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在此之后也与社会的民主化紧密相连。

  我们用民主这个术语是想表达什么确切的含义呢?那些咬文嚼字的专家可没少指责我们在概念上某程度的含糊不清。在“序言”里,我们就已经强调了这个概念固有的模棱两可(自托克维尔的定义伊始):它一方面代表了一种政治制度,而另一方面,它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表示一种交流和规范公共生活的精神状态(ethos),这个精神状态同时暗含并改动着制度本身的定义。显而易见,虚构与民主的第二个维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即民主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表示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社会关系的规则,或者一种显示现代社会特征的公共领域,在一个假定的时空这一领域里独立于正实行的政治制度。如无政府主义投出炸弹般,传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哈贝马斯在强调这个断裂的重要性时,用的也正是这个含义。

  在建构民主概念时,精神状态在社会制度中的首要地位引发了重要的影响,而那些被分析的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见证了这些影响。事实上,只要没有对一种政治原则直接而又不容置疑的解读,比如人民至上论(只是举个例子),精神状态在某个特定时空的制度化将不能避免地引起失望,而它所引发的质疑常常十分深刻。这就是为什么皮埃尔·罗桑瓦隆认为,在建立民主时所遇到的幻灭和疑难并不是次要的,而是与其本质紧密相连的:“若要理解民主,必须从这个事实出发:与它纠结在一块儿的是幻想破灭的历史和摇摆不定的历史。”无论是在中国或者法国,这个评价都是正确的:对1919年参与五四运动的人来说,“民主”这个词并没有比1789年革命者所理解的多出任何含义。罗桑瓦隆分析过后者的想法。同样,克洛德·勒福尔指出“民主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因此,民主所代表的是从历史中的连根拔起,它发生时并没有可以用来确立解放的“宏大叙述”的原则,也没有在现实的政治制度中生出对乌托邦的解读。我们分析的作家所回应的,就是如此一个对民主的理解,即把民主定义为在政治制度里,一个用不稳定的、具有争议性的,以及经常前后矛盾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的习性。

  这些疑问印证了现代主义作家对虚构的“民主性”实践怀有的忧虑。毫无疑问,它们令如此多的20世纪作家(如布莱希特和老舍)为了不确定的原因而下定决心介入政治。虚构的语用性力量引起两个极端的选择。一方面,为了得到读者拥护而利用虚构的力量(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思想家梁启超),但这样会引起道德的保守。另一方面,虚构被化约成审美的纯粹装饰,时刻会变得不真实,“对现代的追寻”可能会“变成一种受媚俗威胁的风格效果”。既不能回到一个社群或一种“文化”所保证的真实性中,又不能变成非传递性的媚俗:这正是作者进行虚构的民主性实践时必须拒绝的两种不可能选择。

  某种程度上,这些疑问只是再一次表达了与现实的关系之反思——这些反思如虚构自身那么古老。柏拉图传统认为虚构可以引起信任感的语用性力量是“骗人的”: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里很容易找到这种观点的痕迹,其反对者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在孕育它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一点上欺骗了读者。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无疑是第一个思考虚构与民主之关系的现代理论家,他否定了两个对立的立场,它们都未把艺术放入与现实有道德本质的关系中去。他拒绝让艺术自己把自己收编入一个超验的目的(宗教或政治目的),尽管艺术尝试推广它(工具化的语用性力量)。同理,布洛赫也反对艺术为艺术这个目的,因为这样其非传递性会把它抛到媚俗的一边。总括而言,布洛赫既是康德主义者,因为他拒绝将艺术驯服于一个外在的原则之下,但他同时又是反康德主义者,因为他拒绝把美视为艺术的原则。因此,他尝试界定一个自主的,但内在于艺术的实践,把它建构成一个独立于社会领域其他实践的实践,臣服于同样的规定,即做一件“好”的作品,而不是“美”的作品。这个道德忧虑,在它即使还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时候——例如在卡夫卡的作品里,它已禁止民主化的虚构去展示一个政治的原则,而每一个读者都应该为自己去设计这个原则。一个虚构的民主化实践应该为读者带来自由,包括那些就定义来说,历史社会的身份不明之人。然而,这个质疑不应损害阅读虚构的愉悦,否则会令文本无法让人读下去。就如让-玛利·谢弗所写的一样:

  贯穿我们整个存在,虚构一直给我们机会去继续丰富、改造、重新适应我们原本的认知与情感基石,正因有了它,我们才可以通向个人身份认同和我们在世界里的存在。( ……)所有这些虚构都可以做到,其他事情也是。然而,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虚构必须令人愉悦。这意味着虚构作为虚构,不论它可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它只能在先以虚构的形式令读者感到愉悦之后,才可以履行其他功能。简单而言,为了履行虚构的一个超验功能,它必须首先履行了它的内在功能。

  这个对虚构的同质约束为民主的现代主义作家带来了问题,他们时常用一部片断化的、前后矛盾的虚构,去把取消阅读愉阅的可能性推至极限。如果虚构尝试置身于一个民主化的空间,它因而应该思考一种与读者的关系,使其不会为了自由地执行一种批判意识,而牺牲阅读的愉悦。

  我们因而与法文界两个处理虚构和民主的关系的主要观点不同。奈莉·胡尔芙在《民主的小说》里,致力支持小说这个文类和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份“契约”。在她看来,如果文学和政治建基于同样的基础,即“一个令东西聚合一起的、双向的公共协议”,那么小说这个文类便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令我们体验到民主的经验,因为它激活了一种建构了诸种现代民主的契约类型。就我们看来,这个和小说的首要联系,其实建基于一个脆弱的假设:把小说作家和他的读者联系在一起的“契约”,本质上是民主的。对奈莉·胡尔芙来说,这份契约保证了作家言论的真实性,永远暗暗地与一个自传的标准相关(小说家说出事实,如果他经历过的话)。事实上,这种分析趋向把小说化约为一种作家自传式的见证,而不是分析小说的虚构结构。更广泛地来说,我们很难同意小说在分析文学和民主之关系时更有优先性(例如和戏剧比较,后者在历史上与政治息息相关)。最后,奈莉·胡尔芙永远不会质问民主概念本质上的模糊性,根据她的意见,这种模糊性似乎建造了一个对小说的视野来说不构成任何问题的乌托邦。相反,我们尝试展示的是,于某些作家而言,虚构并没有与民主有一种内在的或历史的特别联系,民主本身也被视为一个有疑问的、具争议性的概念。

  雅克·朗西埃特别在《暗哑话语》里,把书写艺术的民主化概念之出现,与他称之为“文学制度”(le régimede la littérature)或“艺术表现制度”(le régime esthétique des arts)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虚构的一种出路。对他来说,如果虚构的建构是以“美文制度”(le régime des Belles-Lettres)作为标志,那么19世纪则相反,19世纪标示着一个形势的转移,在这个形势里,虚构不再扮演一个边缘的角色。朗西埃认为文学的民主化仅与作品的“主题”相关:在美文的系统里,情节的性质及其社会描述以机械化的方式决定了作品的文类,而小说的出现则标示着众多主题之间的层级制度(la hiérarchie des sujets)的消失和主题自身的终结(例如福楼拜)。对他来说,福楼拜和马拉美对虚构的一致否定标志着文学民主时代的来临。正如我们反对奈莉·胡尔芙的研究那样,在我们看来,小说文类较其他文类更优先地成为民主的载体,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更广泛地来说,拆开小说和读者沉浸于虚构情节的愉悦,其实与最普遍的阅读行为并不吻合,而且见证了一种内在于社会制度理论中的文学经验超理智化。与之相反,我们对虚构的分析致力思考最普遍的阅读习惯,无论如何,在这一点我们会比朗西埃做的多。

  本书选取了谢阁兰的《勒内·莱斯》、卡夫卡的《中国长城》、鲁迅的《阿Q正传》、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和老舍的《茶馆》这五部关于中国的虚构作品进行比较 研究。五部作品共同创设了一个虚构的中国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分段建造的长城、四川的好人、皇城中的外国人、江南的阿Q与北京的茶馆,均成为诠释中国之“20世纪初期的文学、现代主义和民主”关系的中国想象。

  《阿Q正传》和《茶馆》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中鲁迅把文学化约成充满绝望的、痛苦的、几乎不可传递的一声呐喊,老舍则隐隐呼唤着自我了断;而三部欧洲作家所创作的中国作品脱离了“异域情调”的陈腔滥调,成功超越文化差异,将有关中国的文学叙事纳入民主世界文学的整体当中。五部作品互相对照,体现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弥足珍贵之处正在于它对民主世界不确定性的反思。

  本书既将虚构视为一个人类学现实,又对其进行社会历史学的分析,作者魏简邀请读者通过阅读,参与到一种新的阅读空间的创设行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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